1.
說了這麼多，安齊呢？
2.
其實每一篇回應都會回到我的信箱。我似乎要樂見這樣的討論，但其實我已經覺得這是個困擾了。困擾的點在於：我是個中介的角色。
這不是在抱怨。我想到了最近遇到的一個例子。吳瑪悧老師在竹圍舉辦了一個早餐會；在考察樹梅坑溪的流域之後，他看到竹圍後山有許多農地種著野菜，地主不論是種了自己吃或是把多餘的菜拿去觀海極品旁邊的市場賣，長遠看來，竹圍的生活圈裡可以接觸的綠地不多，居民的生活和地點的關連性不高（我的老師稱這個現象為「臥房城市」）。這是一個讓竹圍居民透過各種方式接觸這塊綠地的方法，在我看來，買菜的人監督自己食用的菜的來源、將現有的地分割成很多小塊讓居民可以租來自己試種等，都會是可以想見的「好」結局。
用這個例子來說一些事情。早餐會自然是個幌子；好像是行為藝術的形式，但實質上進行的是意見交換。吳瑪悧希望在這個時間點上製造一些形式：比如說用寶特瓶做的雨水集中的裝置。這會是個視覺上的震撼。然後這件事情好像就要交給我來做了。
我想問參與這個討論的各位：那我在做甚麼？
身為北藝大的老師，我在做的是空間裝置嗎？身為不懂藝術的建築人，我做的是建築嗎？「這不是個形式的問題」，事實上在竹圍的討論中，我知道自己該做的事情是：先調查土地清冊、找到適合做「滯洪池」的據點、在規劃上讓滯洪池的位置可以和樹梅坑溪的河道最終有結合，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想辦法說服居民願意貢獻少部份自己的地做滯洪池，然後把這個方案送到新北市政府裡成案。
成案之前，我必須提出「樹梅坑溪兩旁混凝土壁完成後，造成出河口也就是捷運站旁淹水」的佐證來說服新北市願意拿出錢來租地主的地、做滯洪池的工程。成案之後，早餐會的功能才會漸漸浮現，前置作業和地主們建立的默契才開始有用。關於建築，我沒有蓋出任何東西，充其量滯洪池的位置會是我決定的，但也要接受水利專家的考驗，因為他們的建議而有所調整；生態工法不是我的專長，要確保滯洪池不會是第二次的災難，很多事情不是我一個外行人可以主導的。
吳瑪悧做了甚麼？他的早餐會在和我一起去的大學部學生眼裡，不是個藝術作品。在我看來，用寶特瓶做集中雨水的裝置也不夠格，但他放棄了「形式」做了文化干擾的最佳示範。想想，要是這件事情真如他的想像中發生了，或許會是十年以後，但他會很成功的把竹圍生活圈周邊的農地整合成「市民農園」、成功的改變都市景觀、成功的改變居民的生活習慣，也成功的建構了另一種生活想像。
這樣算不算是藝術呢？我根本不想知道。因為我知道吳瑪悧看到自己的價值。而且現在看起來不像是做了一兩年就會跑掉的。他在竹圍混了十幾年。
我說這對我來說是個困擾，原因是我不想回答形式的問題。就像安眠藥的事件一樣，安齊看到了現象，但是作品不會是這個世界的全部；我們在藝術學院裡面討論著這樣的事情，是因為這個環境討論的事情就是這些，但在十幾年前人們不習慣透過作品討論議題的年代，沒有藝術家參與的世界仍然透過各種不同的形式論著議題。
眼界才是關鍵。
3.
於是老人家很坦白的說出自己生活不便是不是個好的回應我都要有所保留。日前和幾個從事房地產開發的朋友聊到，都更目前遇到的困境，是很多案子在跑，但是沒有看到哪個案子已經談成了；很多土地搞不好即將僵在談判的過程就會無疾而終。
也有很多概念在這樣的需求下產生：台北市政府獎勵拉皮，願意出讓部份的公共空間、或是老公寓每戶自行讓出空間，在30年老公寓上加設電梯。這不是新鮮事。「誤導」很可能因為操作不當而發生；以安齊的立場，他要如何面對「老人家坦白的說出自己上下樓不方便」這件事情呢？如果他到了要回答這個問題的田地，那這個作品的初衷到底會是甚麼？就是要引起討論嗎？就像我說的，討論這件事情的人好多，（想想吳瑪悧）那你介入的角色到底會是甚麼？
所以不是花蓮人可不可以討論蘇花高、會不會介意自己被當成笨蛋好像也都不是問題了。藝術家和建築師都可以對空間做出屬於自己的想像，我用我的方法，你用你的方法，但這件事情建立在一個共同基礎下：多數人都覺得這樣是應該發生的。努力的方向也因為這樣出現：必須要明確的知道人們要的是甚麼，用這些意見來修正自己對土地的看法。專業的角色在於：只有你知道這個效果要透過甚麼樣的方式才會發生。這是三個冒號會是參與（或者干預）的核心價值，安眠藥的事件告訴我，或許看到了現象、提出創作之外，被指出「傲慢」勢必是少了某個環節的思考。
這樣看來，形式還重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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